今日批评家 | 陈培浩：批评的呼吸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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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陈培浩（拍摄时间：2020年）

陈培浩，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大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近年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报纸发表论文近百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作家通讯》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已出版《歌谣与中国新诗》《互文与魔镜》《正典的窄门》《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等著作。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新批评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呼吸

陈培浩

在今天的学院体制中，当代文学批评有时会被置于学术鄙视链的底端。事实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互动共生的关系。文学批评充任学术场域的前锋，它在混沌未明的第一现场开疆拓土，对进行时态的场域做出判断，如果说文学研究倾向于在历史已经尘封之后穿透时间、激活记忆的话，文学批评则必须面对正在行进的当代，穿透安之若素的现象而指认问题、激发论辩。我渴望的文学批评，既能够敏感于文本的肌理和褶皱，又有足够大的视野从细微的形式差异中透视历史和政治之波澜壮阔。

我还渴望一种会呼吸的批评。它面对生命的困惑、难题和歧异，它并非作为学科知识的惯性运动和推衍，不是知识体制化的产物。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批评，就是因为在知识体制的缝隙，生命有那么多的疑难需要去指认、发现、命名和赋形。与生命没有关联的，是不能呼吸的死知识；而我梦想的，是能呼吸的批评！

批评为什么会呼吸，关涉着另一个问题，批评的空气是什么？今天，人文整体观依然是批评的空气。在一个破碎化的时代，假如我们对于人文的完整性没有信仰，文学批评便很容易窒息为死硬的知识。在后现代的知识语境中，人文主义是被反思甚至解构的。人文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便是确认了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其中虽也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需要反省，但近六百年来人类难道不正是受惠于人文主义的庇护而走到今天的吗？人文主义话语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对于人精神上的独特性、不可取代性的信仰，因此人文主义相信：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应成为机器的造物；如若人的思想可被机器取代，那便是人的严重异化。这可能是今天人文主义话语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显得保守的原因。人类的未来会往何处去，我们并不知道。但文学批评的一个任务在于，它要把这个问题提出，并使其尖锐化。

事实上，人的危机或人文话语的危机并非始于今日。文艺复兴是人类从匍匐于神脚下的中世纪挣脱出来，为人类主体性赢得合法性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此后几百年，人类一直在与外部的异化力量作战。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们已经敏感地感受到大机器生产的威胁，但浪漫主义迸发出更加高昂的内在激情，这种高温的激情虽为当代人所陌生，但无疑是对人话语的确信和捍卫。现代主义时代是第一个真正的人学话语的危机时代。在20世纪被两次世界大战折磨得奄奄一息之际，人的理性不能不备受质疑，遂生挥之不去的荒诞感。现代主义因此生出了两种面相，其一是揭示荒诞，另一是超越荒诞。前者揭示了世界的剧变和人话语的危机；后者则在危机中追求人再次自我确认的可能。

值得留意的是，在今天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文话语面临着一次新的、更大的挑战。因为挑战人的不是战争等明显恐怖的对象，而是披上了人类救星外衣的科技。在祛魅和逐神的时代，科技被放在了神的位置，技术神学化的实质是人类以聪明才智为自己创造了一尊技术神。今天，科技产品已经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科技让世界更便捷，让人更舒适；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写我们对人的定义。今天，人为了舒适而越来越趋近于机器，而机器则因为智能化而越来越趋近于人类，这种趋同必将逼近科技和伦理的临界点。今天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类型的大热的背后，一方面是将科技和未来释放的叙事可能性嫁接于消费性阅读中；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精神上无枝可栖而逃往未来的叙事策略。当此之际，人将何为？这是渴望呼吸的批评始终不应忘怀的问题。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边缘如何学问？

——陈培浩学术印象记

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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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培浩到北京跟随我攻读博士。报考前，培浩联系我并赠一册出版于2009年的诗歌评论集《迷舟摆渡》，此书还在2010年获得广东青年文学奖。在读博之前便有著作出版，并不容易。这本书介于诗评文集和专著之间，培浩以广东当代诗歌为主要对象，试图去回答诗歌写作的认同与失语这一难题。彼时，作者的中西诗学素养虽仍有不足，但也不难看出其敏锐感受力，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研究的内在热情。因此，我是希望他能顺利入学的。他很努力，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上。

2011年秋天，诗人阮章竞的女公子阮援朝女士寄来了《晚号信》和《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阮章竞是解放区的重要诗人，他的代表作《漳河水》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未曾想到他还擅长美术与金石，更未曾留意他少年是油漆画的学徒。

《阮章竞绘画篆刻选》由著名版画家彥涵作序，他认为阮章竞的绘画以写生为基础，而在笔法上融汇中西，在中国画中接纳一些西洋画的因素，而在彩棒画中融入中国画的笔法。我是绘画金石的门外汉，读画时更感兴趣的是色彩、线条体现出来的诗意，以及他用墨的浓淡来表现无形的感觉和有形体积的意趣。还有一点非常让我好奇：阮章竞有意趣的画大都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而这正是他诗歌作品的情趣趋于寡淡之时。

那时阮章竞诗的题材大多是革命历史与现实，而绘画大多以山水、风情风物为对象。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

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当代许多重要的诗人其实都有我们未曾注意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当援朝女士来电话，希望我推荐人选撰写《阮章竞评传》，我当即想起了刚入学的培浩。一来，阮章竞的原籍是广东中山，培浩有义务也有较多条件去从事这项工作；第二，培浩考上博士前已经在大学工作，研究诗歌多年并出版过诗歌批评著作，较能胜任。面对这项博士论文之外的工作，培浩也并未推辞。事实上，对解放区革命诗人阮章竞的研究也为培浩的博士论文《歌谣与中国新诗》打下了基础。

2014年，《阮章竞评传》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当时培浩博士尚在读，真让人喜出望外。这应该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研究对象亲属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成功尝试吧？培浩告诉我，作为传主亲人的阮援朝女士，不仅提供了大量材料，对许多问题有很好的见解，而且她坚持不以亲人的感情和观点影响学术研究的见解，尊重真实、客观的历史描述。培浩说，由于“容易和阮援朝老师在不断沟通中达成一致”，因而能够在历史语境中叙述、评价传主的成就与局限。

评传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还原术。不仅要“还原”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人生，还要通过他的人生历程“还原”其思想、性情和精神风貌。实际上，大凡有价值的传记，定然是传主灵魂与精神的肖像，又是传记作者心灵的回声。诚如法国新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言，须是“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所谓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并且接受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意思大抵是传记作者要以自己对传主的深入的研究作基础，但又必须把研究心得转化为对传主的心理世界和人格魅力的鲜活感受，才能赋予传主灵魂与血肉。当然，这样的传记不光是“研究”出来的，也不光是“写”出来的，而是体验和憬悟出来的，是一个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一个心灵神交另一个心灵的结果。

阮章竞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革命将一个油漆店的学徒变成了出色的诗人和文艺界的领导，无论生活、恋爱、工作、交往，都有许多不寻常的东西可记可叙。但《阮章竞评传》不猎奇，不从众，而是认认真真从时代读传主，又从传主看时代，努力通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折射一个时代的明暗，写出了一个属于、处于那个大时代的诗人的身不由己和自觉坚持，揭示了在“伟大”中追求平凡人生的意义。

《阮章竞评传》的第一个贡献，是以独家的材料，全面展现了一个文学家在近一个世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选择、文学创造、独特性格乃至于灵魂秘密。每个文学家都是文学史拼图中的一角，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对每一棵树的讲述，都有助于理解森林、解释森林。很多有影响的文学家并未留下传记，在于他们的材料没有遇到有缘人，丢失了，更兼同代好友纷纷谢世，便失去了将其人生细节完整讲述的机会。阮援朝女士作为阮章竞先生的亲人，同时也是个有心人，阮先生的大量手稿、笔记都被完好保存，这些材料为传记助力不少。传记谈到阮章竞七十年代末的焦灼心境，那种具体性如果没有笔记材料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更难能的是，他们并不止步于自有材料，还采访了跟传主有接触的很多人，作了大量口述材料，使传主人生有了丰富的细节。

由于有了丰富细节，某些未曾被看见的东西也开始被呈现：近年来，对1949年走进新时代之后的文人心灵转折多有关注，我们看到沈从文的转向，看到穆旦1958年短暂的重现之后的噤声，看到被批判的胡风······我们看到很多被排斥者的故事，可是，那些批判的实施者，很多也是文化人，他们又是何种心态呢？本书通过梳理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期的阮章竞隐秘的内心体验，揭示一个令人意外却又并不奇怪的事实：作为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阮章竞，也在受着难言的煎熬。“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为我。”（约翰·多恩）对于一个极端的年代而言，也许真的没有胜利者。因此，阮章竞漩涡中的逃离，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智慧，一份守护诗心的努力了。

同时，《阮章竞评传》还是一部有较自觉问题意识的传记，评传并不仅是讲故事，还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触及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此书第三章写到太行时期的阮章竞，显然就试图通过阮章竞这一个案，把握解放区剧团写作的性质；通过阮章竞经历的“大戏风波”，理解解放区的文学边界的建构过程；通过阮章竞亲身体验的太行党校“整风”，解释解放区文人个体人格跟革命体制之间强烈摩擦中自我生成的过程。此书第十三章触及了诗人阮章竞的另一层身份——画家，但作者似乎并没有遵循常规思路：阐释阮章竞绘画、篆刻在美术艺术上的重要价值，或许这方面并非两位作者所长，但他们的另一层问题意识却令我颇感兴趣：作者从诗画的关系进入，发现1960年代以后，阮章竞先生的诗画同题作品，体现的不是诗画相生，而是诗画分离，作为职业文学家的阮章竞，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写作没有逃脱政治的宰制，但是，他的诗心和性灵却转移到了绘画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这大概是一个关乎“十七年”文学制度和想象，关乎作家心灵如何在规约中逃脱的故事吧。我认为此书提供的个案，对我们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中心作家”的精神世界，理解这类作品内心的丰富性，是有启发的。

作为一部诗人传记，本书显然也必须对阮章竞先生的作品做出评价，作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阮先生代表作《漳河水》的艺术开创性，从民歌体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漳河水》的继承和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注意到阮章竞作为戏剧家的审美经验对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的影响，认为，多重对照的戏剧结构的引入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保障。这一立论，既是新颖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作者还希望以同情历史的态度，在五十年代工业诗歌的写作风气中，把握《白云鄂博交响诗》的宏大美学野心和在诸多限制下的失败，对于作品的分析虽然尚可更深入，但这种试图把握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的复杂性、丰富性的态度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显然，作为一部深入到某些时代症结和传主灵魂的诗人评传，《阮章竞评传》不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认识诗人与时代的纠缠迎拒关系，提供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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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培浩的博士论文《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顺利通过答辩。毕业之后，培浩又回到原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工作。2018年，《歌谣与中国新诗》修订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想说的是，这部著作可能正是作者通向自觉与独立的一座桥梁。“歌谣与中国新诗”这个课题，原也与他写的《阮章竞评传》(漓江出版社，2013)不无关系。那是一部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创出了异彩的时代诗人的文学传记，其中传主的代表作《漳河水》与民歌的关系，是书中最重要的章节。阮章竞是一个时代的诗人，《漳河水》对民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带着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当代一般的文学史描述，也大多以时代的眼光平视时代。培浩却以他的“后见之明”经由阮章竞《漳河水》对民歌的时代性改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未被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新诗”与歌谣的关系。

中国“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先期有黄遵宪、胡适的“尝试”，后来有中国诗歌会和解放区的移花接木，再有大跃进民歌和小靳庄诗歌的运动式倡导，近有校园民谣、都市歌谣的回响，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但一方面是权威认为“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威权曾提出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新诗发展的方向”，“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新诗”研究的薄弱环节。

《歌谣与中国新诗》很可能是研究中国“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在论文评议中所写的那样，“开掘了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学术论题”。我认为它的头一个意义，是敞开了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型之路的复杂性：不只是向西方寻求，也向自己的传统寻求；不只面向文人诗歌，也朝向民间诗脉；不光顺向“进化”，也会逆向“寻根”。第二，重新定义了歌谣之于“新诗”的基本性质，既不是放进博物馆里的“古董”，也不是必须看齐的“标准”和“方向”，而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种重要资源，须要我们正确地提取和利用。第三，深入探讨了“新诗”运动取法歌谣的特点与问题。歌谣作为一种资源，并非静态自明地被启用，而是体现着具体历史语境下不同话语权力的博弈，包括美学的、学术的、民族的、阶级的诸多诉求。

从新文学的前驱者为着“学术的”和‘文艺的’目的，面向民间社会搜集整理歌谣，创办专刊(《歌谣》周刊)研究歌谣，探讨歌谣对于“新诗”运动的启发意义(如增多诗体、形式与节奏的参考等)；到为了“大众化”与“民族化”的需要，歌谣成为简便普及的运载工具；再到民歌因为编织现代神话而自己也成了神话，让“新诗”运动走向“歌谣化”；作者脉络清晰地梳理了各种时代诉求对于歌谣的“征用”和改造，钩沉、讨论了《歌谣》等少有人关注的重要文献的价值。1940年代是一般文学史重点叙述的新诗取法歌谣的年代，也是本书讨论的“中心”。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人视为成就的地方，作者看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特别是，作者将这个年代定义为“新诗歌谣化”。而所谓的“歌谣化”，就是“资源”被内化为诗歌写作的标准和“规范”，本真流露、一时感兴的言说成了承担重大使命的“释言之言”。

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培浩命名和梳理的“新诗歌谣化”问题，它昭彰了这一历史现象对“新诗”实践和歌谣现代化的双重误解。而培浩之所以能够有效提出和梳理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一是认真占有和钻研过大量历史文献，对近百年来“新诗”与歌谣的关系心中有数，用“历史的眼光”超越了一般人以时代的眼光打量时代的局限。二是他有深入辨析的热情和命名事物的理论自觉。培浩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我讨论某种诗歌现象的定义与命名的情形，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而阅读本书，再次与诸如“资源发生学”“文学化的释言之言”“历史透视法”“粗糙的大众化”“精制的政治化”等“说法”相遇时，便不由得要会心一笑。

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理论批评，有没有历史的眼光，是否有理论与方法的自觉，成效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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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文坛，培浩是活跃在一线的批评家了。人们常在一些知名刊物和评奖中看到他的名字。最近几年，培浩在知名文学刊物上主持栏目、在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受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得著名学术刊物年度论文奖、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这对偏居一隅的年青学者来说，是不容易的。为此引起同行、同门的注意，也是自然的事：前些日子他一个师兄来北京开会，就与我谈起培浩学术与批评关系的处理，对他有启发意义。

培浩这位师兄说的“启发”，主要是指经院知识介入现实和如何介入的问题。在大学做学问，是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隔开尘世喧嚣，还是把学术当作一种当代文化建构的话语实践，主动介入时代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历来就有不同的取舍，汉代以降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衍化为中国学术的两种传统：经世之学与求是之学。这两种传统各有千秋且在大的历史格局中形成互补。至于是把学问当作一种历史的策略，还是作为关怀现实的言说方式，往往取决时代因素与个人的学术立场。重要之点并不在于把学问当作掩体或者出击的战壕，而在是否把学问当学问，无论是在故纸堆中沉醉，还是为揪心的现实问题寝食难安，都能以求真求是的态度体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

学问这东西，有它外向的意义，也有内指的功能，因而“利物”与“遣忧”可以“各从其志”(参见章太炎《菿汉微言》)。不过，做学问可以不问古今，不择新旧，不管有用没用，却不能没有热情，没有条件，没有积累，因此虽然自己以前在报刊写过几篇文章，鼓吹疏离潮流与时尚，“在边缘站立”，却始终不主张自己的学生做隐士式的学问。从事学术研究是需要环境条件的，但环境影响学问，人也创造着做学问的环境。我认为培浩给我们的启发首先在这里。他原单位韩山学院虽然地处潮州，是韩愈的流放之地，偏远了些，但通过诗社和诗歌写作中心，组织诗歌活动和学术活动，培浩的学问同样做得有声有色。他在边缘之地创造的文学氛围，既让他任教的学院增添了诗意，也改善了他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环境，不断获得从事批评与研究的激情与活力。

当然，说明一个学人的，最终还是学问本身。培浩是从文学批评起步的，而最近出版的《互文与魔镜》也是一本批评著作。但从《迷舟摆渡》(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到如今的《互文与魔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培浩的文学批评是不是有不小的飞跃？兴趣的宽拓、论题的丰富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视野与境界的开拓和文学观念的成熟。仅就文学观念而言，十年前的培浩愿意自己是迷舟的摆渡者，“和大量普普通通的写诗者，默默地企图用诗咬开黑暗的一角，并向本真生活探出自己的头”。(《迷舟摆渡•自序》)而现在却认识到文学不一定是昭彰本真的镜子(“即使文学是一面镜子，也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是一面中魔的镜子，从中取出的将是种种变形的镜像”)，“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互文性’的诱惑和启示”。(《互文与魔镜•自序》)这里体现的，该是文学认知的深入，也是批评精神的自觉与独立。

2020年，我退休后受聘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培浩也由广东的韩山师范学院调到福建师范大学来，我们共同为了现代汉诗的再出发努力。此间，我担任首席专家的课题“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获批立项，福建师范大学现代汉诗研究中心也顺利成立。这个过程中，培浩既是我得力的帮手，也提供了很多学术创意。“福建师大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公号及“首届福建师大现代汉诗学术周”在培浩的策划推动下，都有声有色。天道酬勤，培浩在福建师大有了不错的发展。2021年他顺利通过了正高职称，并获得博导资格。这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可以说，培浩此前那种“边缘”的学术处境已经有所改变。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学者只有充分理解了学术和生命的“边缘性”，才能获得一种更持久而内在的自足和丰盈。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学者的根本就是学问，学问学问便是学会追问。爱知爱智爱追问，必须“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墓碣文》）。这就是“边缘”。这种边缘无关地域，也无关权力。而是一种与学问同在的求知求真求美的自觉性。与培浩共勉！

文章刊登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3期

（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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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张燕玲，张萍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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